准确把握“中国之治”的精神实质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治国安邦是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首要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历史成就、积累经验、形成原则的基础上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向全世界亮出“中国之治”的旗帜，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自信和底气，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之志是“中国之治”的基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的样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胸襟、胆略、境界和抱负。中国共产党立党之初就确立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崇高的政治追求，提出了“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最高纲领，并长期为之不懈奋斗。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从诞生开始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价值追求，确立了“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国家和民族振兴发展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并且始终胸怀远大理想，义无反顾、矢志不移地向着既定目标迈进。这种高瞻远瞩的宏伟抱负和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使得中国共产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行得更稳，成为“中国之治”的基石。
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中，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示出许多显著优势，《决定》从13个方面进行系统总结和概括，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入，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展开，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对内展示、向外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在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中，首位的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党在确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大优势，贯穿于其他显著优势之中，影响和决定其他显著优势的形成、发展和发挥，在13个显著优势中居于统领地位。
中国之智是“中国之治”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在绵延5000多年的深厚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并长期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构建并传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观，遵循“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辩证思想方法等，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次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具体实践的规律性、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脉搏，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坚持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民智民力，激发人民群众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中国之治”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是“中国之治”具有显著优势和治理效能的可靠保证。
“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白皮书，宣称“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暗示新中国没有出路。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轰动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今天，西方国家内忧外患、乱象频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政治社会分裂加剧。放眼近年来的西方世界，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党争干扰加深，“深层国家”操弄，社会痼疾难除；难民危机搅乱欧洲国家政局，英国“脱欧”久拖不决；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频频抬头。面对国家治理存在的种种危机，人们尚未找到有效的缓和解决办法。与“西方之乱”形成日益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西方一些国家筑起有形或无形墙的时候，中国用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用自信的气度与世界牵手。艾奇逊和诸多西方观察家的种种唱衰预言早已破产。“中国之治”让世界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看到，西方道路并不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中国道路为众多希望加快发展又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政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教师 蔡益群 博士）
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行政管理学的专业追求
作为一名行政管理学人，在学习了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后，感觉受益匪浅，备受鼓舞。《决定》将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与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在《决定》中专门有一部分讲到“政府治理体系”，并在这一部分指出了我国未来需要构建或完善的重大政府治理制度，这为未来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必将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行政管理学自创立之初就以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理论与知识构建为己任。在一百多年前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时，就以提升政府效率为学科追求。在其后的学科发展中，民主精神与公共价值相继成为学科的重要取向。随着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围绕“什么样的治理是最好的治理”，行政管理学相继发展出一系列治理理论并推动了学科的长足发展，……。从总体来说，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行政管理学的专业追求。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是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各具体目标的提出必将极大促进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我国政府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在不断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的，这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行政管理学者应该积极地参与到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去，研究思考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对相关领域的经验进行创造性地归纳以努力形成和发展中国本土化的政府治理理论。同时，也应积极将源自中国实践的政府治理理论传播出去，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提供参考。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校行政管理专业应积极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结合自身及当地的实际情况，为推进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自身的贡献，同时，努力实现我校行政管理专业的突破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深入了解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的需求，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地方治理实践中的难题，把专业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实践深度融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地方治理经验的提升与理论创新，进而持续推进我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政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教师 徐涛博士）
